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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會關注:"暫緩執行勞動合同法"觀點遭代表委員駁斥

    作者: 佚名  上傳時間:2009-03-06  瀏覽:122
    縮減用工成本可能是很多企業渡過難關的辦法之一,在危機面前,兩會上傳出一種聲音———對生存艱難的部分企業暫緩執行勞動合同法》。對此,多數代表委員們不禁發出質疑:豈能用勞動者基本權益“打折”來“救市”?    有提案建議能否暫緩執行    今年“兩會”,不少工商聯的委員將目光聚集在《勞動合同法》,提出了“靈活”執行的建議,也有人提出,目前企業面臨的壓力與《勞動合同法》直接相關,建議對困難企業暫緩執行。    “中小企業作為我國就業的主渠道,解決了70%的城鎮就業和90%的新增就業。穩定中小企業勞動用工,對穩定當前就業形勢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在一份《關于規范執法、改善服務,穩定中小企業勞動用工的建議》中提到,由于《勞動合同法》頒布實施,使企業用工成本進一步上升,根據法律規定,企業與員工訂立勞動合同后,必須為本地勞動者繳納養老等社會保險金,隨著員工工資提高,企業為員工繳納的保險金也相應增加,以上海為例,小城鎮保險金從去年的每人每月369元增加為433元,對中小企業而言,負擔相當沉重。    在另一份提案中也建議,階段性降低《勞動合同法》中涉及的社會保險費率,允許困難企業在一定期限內緩繳社會保險費,減輕企業負擔。    救經濟不能靠對勞動者做“減法”    去年兩會,正值《勞動合同法》實施伊始,來自一線的工人代表李斌用“七個難道”來駁斥部分企業反對《勞動合同法》的呼聲;今年,當所謂“暫緩執行”的聲音再起時,李斌代表旗幟鮮明地表態:救經濟不能靠對勞動者做“減法”。    自從全球金融海嘯襲來,李斌代表就注意到,部分地區在勞動者身上做起了“減法”,減少他們法定的權利;而對企業和企業家使用的則是“加法”,在查處違法犯罪案件時,盡量不采取強制措施,從而使企業家逃避法律的制裁。    李斌說,有一點自己想不通,“即使遭遇金融危機,為何一定要用勞動者基本權益‘打折’來‘救市’?”來自一線的他,很清楚普通勞動者的想法,經濟困難的時候,大部分職工都愿意與企業共渡難關,但也不能犧牲勞動者基本權益來共渡難關吧。    若能網開一面法律尊嚴何在    “法律不是橡皮泥,可以任意揉搓。”這樣的觀點來自林蔭茂代表。她認為,《勞動合同法》的立法程序是合法的,是通過民主立法程序產生的,也是人大代表集中意志的體現,應當維護其嚴肅性,“我們現在應思考的不是能否暫緩實施,而是如何正確執行。”    在林蔭茂代表心中,能否認真執行《勞動合同法》有著更深層面的意義,“如果法律不被遵守,那么,即使有非常完善的法律體系,這個國家也不能稱其為法治國家。”她認為,當前我國經濟正處在困難時期,不同群體應當共同努力。假如為了發展經濟,對資本擁有者網開一面,限制或者剝奪勞動者行使法律上規定的權利,那么,法律的尊嚴就會蕩然無存。    很多勞動者都在靠自己的能力尋求新出路,企業渡難關也應如此。圖為安徽六安市不少返鄉男青年在接受培訓后進入當地紡織服裝企業,實現再就業。    觀點    扶持企業為何非要違反法律    徐征代表:困難企業可“合法減負”    “《勞動合同法》是用來規范整個社會用工制度的,是一部嚴肅的法律。”徐征代表的觀點很明確,扶持企業的優惠政策可以有很多,為何非要違反法律?    他認為,如果在經濟危機的大背景下,《勞動合同法》確實給部分小企業造成了用工成本增加等壓力,那么政府可以通過退稅等優惠政策來幫助他們渡過難關。這可以看做是,特殊時期政府對弱勢企業的扶持。但有一個前提必須明確,要“合法減負”,不能“區別執行”法律,更不能給部分小企業所謂的“豁免權”。    從現實情況看,對于很多小企業而言,減輕稅負比降低用工成本,更有實際扶持作用。    據悉,政府已經出臺了針對中小企業的“五緩四減三補兩協商”減負政策,上述政策正在貫徹執行過程中。    王均金委員:可以優化實施細則    “《勞動合同法》是一部法律,企業必須遵章執行。”全國政協委員、上海均瑤(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王均金對于“緩行”投了反對票。如果說這部法律使企業經營更困難,均瑤集團就是鮮活的反方論據。    去年1月1日,《勞動合同法》頒布實施。沒過幾天,均瑤集團便根據《勞動合同法》內容對《員工合同》進行了修改。比如在辭退員工方面,企業以前主要以賠償為主。而根據《勞動合同法》,用人單位提前三十天以書面形式通知勞動者本人或額外支付勞動者一個月工資后,可以解除勞動合同。因此,公司把提前告知的時間規范得更具體了,維護了企業和職工的雙方權益。    基于當前的形勢,王均金建議,相關部門可以考慮結合全國的經濟狀況,優化實施細則。在維護《勞動合同法》基本原則的前提下,操作尺度上兼顧困難企業,助其渡過難關。    企業陷入困難不能歸咎于勞動合同法    ■全國總工會副主席徐振寰委員:《勞動合同法》對于規范勞動關系起到了正面的促進作用。    ■全國總工會副主席張鳴起委員:正是有了這部法律,即便企業需要裁員,也能根據法律法規有序進行。    ■中國勞動學會薪酬專業委員會會長蘇海南:官方態度很明確,不可能暫緩執行《勞動合同法》。    應對危機時有法更從容    “這場金融危機下,幸虧有了《勞動合同法》。”全國政協委員、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徐振寰表示,在當前經濟形勢下,這部法律不僅沒有對企業成本造成影響,而且對于規范勞動關系起到了正面的促進作用。    《勞動合同法》執行一年多以來,全國人大、政協掌握的執行情況是:勞動合同的簽訂率明顯提高,平均簽訂率達到了80%,部分地區達到了90%以上。據悉,全總對于這部法律的實施一直有著嚴密的監測和調研。    “正是這部法律,在應對金融危機沖擊實體經濟時,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張鳴起委員表示,《勞動合同法》對于企業的裁員、薪酬有了明確的規定,比如集體工資協商制。“正是有了這部法律,工會、企業在各方面都已經有了事先的準備,在應對危機時更加從容。正是有了這部法律,即便企業需要裁員,也能根據法律法規有序進行,這點對于穩定勞動關系起到了關鍵作用。直到現在,從全國層面看,勞動關系仍然處于穩定和諧的狀態”。    “在應對金融危機的情況下,應該更加深入貫徹實施《勞動合同法》,這樣企業才能度過用工方面的難關。”張鳴起說道。    用工成本沒有大幅提高    《勞動合同法》真的導致了企業用工成本大幅增加嗎?人保部對《勞動合同法》實施一年情況進行專項調研后,給出了否定的回答。    “所謂企業用工成本大幅上升的觀點,是由于外界對具體情況不了解或誤解而造成的。”蘇海南告訴記者,《勞動合同法》中屬于新增企業用工成本的條款主要兩項:一是試用期工資不得低于本單位相同崗位最低檔工資或者勞動合同約定工資的80%,并不得低于當地最低工資標準,二是終止勞動合同須支付經濟補償金。“這兩項涉及人員有限,根據廣東對幾百戶企業的調查測算,這兩項條款只增加了0.1%的用工成本;就是加上一些企業以前未依法繳納社保補繳的回歸成本和壓低工資甚至拖欠克扣工資等形成的違法成本,合計大約也就平均提高了不超過5%的用工成本。”    “目前企業陷入困難不能歸咎于《勞動合同法》的實施。”徐振寰表示。對此,蘇海南給予贊同,并提供了依據:一些企業及有關方面,之所以感覺去年以來成本上升幅度大,是因為把原材料燃料漲價、人民幣升值、前幾年招工難推動的工資正常增長等因素引起的成本上漲,全部算在《勞動合同法》的賬上。據調查,這些因素導致的營業成本上漲超過20%。“光憑感覺是不準的。而如果再把感覺當論據,來否定《勞動合同法》就更不對了。”蘇海南說。    勞動者基本權益是底線    在采訪中,兩位委員和人保部專家有一種共同態度,始終明確:無論經濟形勢如何變化,保證勞動者的基本權益是底線。而《勞動合同法》中所規定的許多內容,比如必須簽訂勞動合同,支付工資不低于最低工資標準,依法繳納社保費等,都是勞動者最基本的權益。如果為了所謂的“救市”,連底線都不要了,于法于理于情,都不合。    “在目前經濟形勢不景氣的情況下,國家必然要本著平衡勞動者當前利益與長遠利益、整體利益與局部利益的原則來制定和調整政策,以更切合實際地維護勞動者合法權益。但這不宜說是放寬執行《勞動合同法》,更不會推出針對部分企業的豁免,這是官方明確的態度。”蘇海南透露,政府會陸續出臺對企業的減負政策,但都將是基于“底線”之上的臨時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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