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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欠薪是立法與司法的“綜合癥”

    作者: 佚名  上傳時間:2009-02-23  瀏覽:75
    深圳48家企業欠薪超過3000萬元,由政府墊付的欠薪員工工資已超過2500萬余元。昨日,深圳市勞動保障局曝光這48家欠薪企業。據介紹,被通告單位及其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負責人的情況,將由相關機構錄入深圳企業或個人信用征信系統。(2月9日《南方都市報》)
      企業欠薪是個老問題,但是需要警惕的是,在全球經濟危機的波及下,國內一些中小企業面臨困境,拖欠工資現象勢必有所“抬頭”。比如在深圳此次曝光的48家企業中,主要以服裝廠、印刷廠、玩具廠、電子廠為主,這暗含著一些中小企業為渡過危機而選擇侵害勞動者權益的危險趨勢,對此政府執法部門不可不察。
      問題的關鍵還不在于對企業欠薪現象的警惕,而在于對欠薪行為的法律治理。為什么在國家立法頻出、政府三令五申的情況下,這種現象依然無法杜絕?筆者分析以為,企業欠薪的背后,實則暴露出我國勞動法治的疲軟和司法力量的式微等癥結。
      一方面,欠薪以具體的方式指向我國勞動領域“無盾立法”的軟弱。根據筆者的查閱,從勞動法、勞動合同法到勞動合同法實施條例、違反和解除勞動合同的經濟補償辦法、工資支付暫行規定、勞動部關于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行政處罰辦法等,及至各地出臺的相關地方性法規和規章,雖然都規定了“不得克扣或者無故拖欠勞動者的工資”之類的內容,但在具體責任的設定和落實上缺乏可操作性規定。立法通行的懲治欠薪手段為:由勞動行政部門責令支付工資報酬、經濟補償,并可以責令支付賠償金。不難看出,立法對于欠薪行為規定的惟一責任是補發工資和支付補償或賠償金,而無須承擔任何行政或刑事責任。與此同時,立法賦予勞動行政部門的執法手段主要是“責令”,并未明確執法部門擁有哪些強制措施權。這種“無盾立法”在應對一些欠薪后將財產席卷一空的“包工頭”時往往不知所措。而為保障勞動者的基本生活,各級政府就不得不墊付工資,造成像上述深圳市“企業欠薪、政府埋單”的困局。所以,治理欠薪首先需要調整勞動領域內的立法思路,對欠薪行為按照主觀惡性設定不同的行政乃至刑事法律責任,并賦予勞動執法部門相應的強制措施權,從而改變勞動法過“軟”的本性,讓其在遏制欠薪行為時有足夠的懲治力量。
      與此同時,欠薪作為勞動領域內的一種法律糾紛,不能單依靠政府部門的行政執法,還必須借助司法力量的化解。長期以來,我們在制度上不太注重將司法力量過多地引入勞動糾紛,甚至一些地方排斥司法的介入。一般來說,在企業欠薪引發的法律關系中,理當存在企業主、勞動者、政府部門和司法機關等參與方,而最終化解糾紛的權威力量則往往在于司法。一方面,行政執法的強制措施往往需要經過司法的審查才具備正當性,比如勞動行政部門欲強制劃撥企業賬戶資金或對企業財產進行查封拍賣,其此種強制措施權只有向人民法院申請由司法機關實施,才合乎法治的要求。否則,強大的行政權力一旦運用不當極容易侵害到企業利益。另一方面,從社會沖突的均衡機制上看,司法乃是不可或缺的最后也是最權威的途徑,就欠薪的糾紛訴諸司法機關往往比行政權的干預效果要好。針對一些不得已的“非惡意欠薪”情況,司法部門還可以主持雙方就具體的還薪和補償進行調解,其實效也因為司法的中立地位而更加明顯。
      總之,欠薪行為表面上看是一種企業失范現象,但深層面卻折射出我國勞動法治領域內的一些積弊。類似深圳市曝光的整治,或許在某種程度上有助于緩解治理企業欠薪的形勢,但卻難以從根本上讓政府擺脫“為企業埋單”的困境。所以,從為勞動者提供穩固的權益保障出發,我們應當從思維上擺脫“運動式”治理的窠臼,謀求根本性的勞動法治秩序重構的正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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